过去的一年,京东频繁的被推至风口浪尖之上。
先是2018年半年多的时间内,市值蒸发28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912亿;
2018年8月,京东发布了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净利润同比下降51.04%,净亏损近23个亿,该财报发布后,股价又应声重挫8%;
2018年9月,创始人刘强东爆出性侵门,个人声誉受损同时京东的股价随之摔跟头;
2019年3月,京东被曝强推995工作时间,引起员工的不满与反弹;
而就在前几天,一封取消快递员底薪以及淘汰三类人的邮件,又成功将京东推上“兄弟”人设崩塌的边缘;
曾经,京东是唯一敢尝试与阿里掰手腕的电商角色,而如今却面临拼多多——这个自己曾经不屑一顾的小角色的步步紧逼。目前,阿里市值超4000亿美元,京东为447亿,拼多多为257亿。
表面上看,京东面临的窘境似乎是由于大环境变差、对手紧逼以及掌门人丑闻等客观或偶然因素造成。但从企业管理的本质上看,京东的病根出在组织和文化的问题。
“创新不够、组织僵化、活力不够,问题很严重”有业内人士如此评价道。
其实京东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一直试图做出改变。
早在2014年,刘强东在京东上市后不久就指出,京东正在变得臃肿,效率低下而丧失战斗力。于是才尝试放权不久的刘强东,随即又重回一线,取一票职业经理人而代之。并优化组织架构,去除不挣钱的业务板块,将相关业务归到闭环之内,以图提高效率。
随后京东股价上涨一倍,刘强东的改革显现出了效果。由此,先退再进的刘强东在京东的权威达到顶点。“东哥永远正确”,一如当初坚持自建物流、坚持正品行货、坚持做全品类一样。
如果说,面对2014年的危机时,刘强东选择“进”,那么自2018年以来,他开始考虑“退”的问题了。
2019年春节前夕,刘强东在向全体员工的贺信中,宣布京东将向“小集团、大业务”的战略转型,集团将更关注战略布局及业务板块的协同发展,并推动整个集团的数字化管理,而运营职能将下沉到各个业务板块,以解放一线业务板块来重新激发京东的活力。
同时,刘强东又向媒体表示,会将自己的着眼点放在战略、文化和新业务上,而成熟的业务如零售、物流子、数科等这些子集团,则由徐雷等一众CEO们在一线亲自掌舵。
受性侵风波的影响,刘强东的这次决策固然有些急流勇退避风头的意味,因为过去的时间里,他的个人形象与京东的企业形象深度绑定。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京东此次面临的危机已经与之前有本质不同。
如果说上次出现危机是因为京东患上大企业病,丧失活力。那么这次出现危机则是因为京东原有的组织架构和企业文化已经不适应新的行业发展形势——比如在应对拼多多步步紧逼之时,在创新模式上的反应缓慢,它太依赖自己的头部决策者了!
京东成立至今,一直由刘强东单核驱动,决策与执行链条也非常简单——刘强东作为大脑发号施令,其他人只要执行就好。“京东的气质,就是刘强东的气质”某京东高层人士层如此评价。
回顾京东的过去,可以认为它如同像一辆笨重的拖拉机,干的是苦活累活,挣的是小本小利,以至于成立15年,还未实现稳定的盈利。而现在,京东希望将拖拉机改装成坦克,既能攻城拔寨,又能抵挡竞争对手的不断进攻。
只是这个过程或许会很艰难,也很痛苦。